【要闻】回忆北大附中往事 北大附中55周年校庆征文

1965年8月，我幸运地上了北京大学[微博]附属中学。 20世纪60年代，北大附中遵循北京大学校长陆平提出的“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四级火箭”的迅速发展构想，教育思想、教育方针和教育计划与北大教育管理密切相关。 入学后，各科老师开始教我们“理想雄心勃勃的同学要考北京大学”，将“打好基础，培养能力，迅速发展个性，提高素质”的教育指导方针纳入了我们的培养教育。 我们班的同学都有远大的理想和野心，我也力争成为科学家，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迅速发展做出贡献。 但是美丽快乐的校园生活在1966年初夏结束了。

难忘的一天

1968年12月毛泽东通知说:“知识青年需要走出农村，接受贫农下中农的再教育。” “最好的指示”是全国性的知识青年大规模开展了上山下乡运动。 当时我所属的北大附中工宣队师傅每天都催我们报名插队，没办法我逃进了清华[微博]园的房子。 我之所以害怕加入农业，是因为在学校组织的历史劳动中，有同学批评肩扛重担会腰疼，当时被宠坏。 几年后，知道自己是先天性的腰椎疾病，拿着x光片去哪个医院都可以说明“没有体力劳动”，没必要插队农村，这是后话。

虽然逃过了北大附中的工宣队，但没能逃离清华大学[微博]的工宣队。 母亲的几个教务处同事追击来我家，派我去农村插队，持续了几天。 他们先给颜悦色地跟我说“大道理”，然后拍着我的桌子瞪着眼睛，曾经和蔼可亲的长辈都凶了，除非我去一天，他们坚持一天也不平静我家。 后来，一个自称是教务处领导的人来了，把我一个人叫到室外谈话。 那位领导人告诉我“孙悟空不能从如来佛的手掌上跳下来。 如果你没有马上回到北大申请插队，清华的革命群众就会对你父母妨碍孩子插队农村的错误思想展开批评”。 过了一会儿，我答应第二天回学校申请插队，但我可以请求组织和姐姐一起分配，一起去内蒙兵团垦戎边。

就这样我的想法很快就改变了，大家不知道那个领导人的威协和恐吓在起作用。 “文革”期间驻清华大学和北大的军宣队和工宣队是同一个“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人，他们积累了完善比较有效的知识分子的方法和手段。 在“整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清华有成千上万的人受到工宣队的“人人排队，触底”的政治迫害，我不得不屈从于这种强烈的政治压力。

离开北京那天，火车汽笛响起的瞬间，车厢上下的知青和他们的监护人[微博]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声和尖叫声，我也特别想哭着吐出自己的惆怅。 我刚过了17岁的生日，不到两周姐姐和我就相继离家，父母担心我虚弱的身体(体重45公斤)能不能承受繁重的体力劳动…… 我透过窗户看到父亲悲伤的迷恋和忧郁的眼球，为了不让他为我担心，我一定要忍住，假装笑容地警告他告别。 父亲好像理解我的心情，给我做了个“坚强”的手势。 这个手势后来成为了我克服困难和苦难的动力。 我在列车上的表现被现役军人看到了。 他把北京的知青接到内蒙兵团，后来成为我上司的副辅导员。 开车几个小时后，他在各车辆为新成立的2师16团买了马。 16团是二师唯一的畜牧业团，位于离祖国北部边疆蒙古国边境200多公里的地方，那里聚集着已经初步到达的200多名现役军人和复员转业军人。 在荒凉缺水的草原上建立连队是当时战备的必要性，但自愿响应号召去16团的学生很少。 他最后坐在我身边说。 “刚才这辆车的学生在哭，只有你没有哭。 我是个坚强的姑娘。 不去内蒙兵团在草原放牧，不是荒废了自己的青春吗？ ……”我倾听他的激励，怀着“白云飘在蓝天下，白云下马驰”的憧憬，下了火车后和他径直走向离姐姐驻地八百公里的16团，成为那里的第一个知识青年。

二、设兵营筑寨

内蒙兵团是在1969年3月中国黑龙江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后成立的，其成立有特殊的历史背景。 需要稳定祖国北部的边疆。 在“文革”中内蒙古开展了所谓的反“内人党”运动，许多蒙古族干部和蒙古族群众受到冲击，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蒙古族人民的感情。 二是防御苏联可能发动战争的需要。 珍岛自卫反击战后，中苏关系非常紧张，苏联在中蒙边境地区驻扎了100多万人，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我们进入战术要地巴盟乌拉山口时，中国边防部队比我们早10天在国境线上建立了阵营。 到目前为止，那个国境线上没有驻军。 兵团在那里的首要任务是保护屯垦边疆，向农业进兵，稳定边疆，保护边疆。 1975年由于中央民族政策的执行，边疆稳定，中苏战争的危险解除，内蒙兵团也因历史使命的结束而宣布取消，这是反面故事。

从中国版图来看，我所属的16个团位于公鸡图形背最凹陷的地方，内蒙兵团是在接受原内蒙古巴彦卓尔盟东方红种羊场基础上成立的半农半牧团，主要营业业务是饲养外国种羊。 这些种羊在1966年至1967年期间，周恩来总理批准使用外汇。 据说从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购买的长毛肉用型半纤毛羊价格比知识青年高，在物资供应极为匮乏的“文革”期间，即使青年们的粮食供应中断，这些种羊的粮食也没有持续过一天，因此 但是，我们的到来还是不当对待这些种羊，羊圈被临时征用改为部队军营，我们到达16团的主要任务是为自己盖房子。

盖房子的方法是清除灰尘。 在农村，脱土块是重劳动，当地女性没有做这样的重劳动。 我们不是那样的。 因为那时中队建设了男学生的宿舍，女学生安排了女学生的宿舍。 除此之外，男女生必须帮助现役军人和复员军人建设家庭宿舍和联部指挥所，目标都是白手起家，描绘草原上最美的屯垦边缘蓝图。 调动知青的劳动热情，团经常进行劳动竞争，比赛中，我们女生从来没有迟到过男学生。 内蒙古的供暖时间是每年10月1日来年5月1日，早春4月刚出太阳的时候，泥水还长着冰碎片，女孩们一言不发，脱下袜子站在泥里浇水，踩泥，踩泥，踩泥。 那时提倡“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所以没有人喊累。 女孩为自己无畏的表现感到骄傲。

脱胎换骨的工作大家都在争先恐后地做，有时脱胎换骨的人蹲着就伸不开腰几个小时，手、指甲都磨了也没什么可抱怨的。 当时我是我们班脱坯的好手，但不久就发现，无论自己多么拼命，脱坯速度都比不上隔壁班的天津知青。 之后，注意她的脱坯动作，努力改善自己的脱坯技术。 在副团长参观的脱胎换骨比赛中，我终于战胜了她，副团长称赞我说:“没想到《红领巾》这么能干。” “红围巾”是我刚到16团时复员转业兵给我的绰号。 我穿的红围巾在春天的沙漠草原上特别显眼，所以他们喜欢不输给我的工作的势头。

三、屯田渠犁

“屯垦戎边”在我国有很长的历史，前汉时代朝廷开始设置“校尉、屯田渠犁”，屯田士卒、兵、农、耕都战斗，不仅为军队提供了粮食，而且迅速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促进边远地区的社会进步，然后在历代屯垦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最成功的屯垦戎边模范是王震将军于1954年创立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我们畜牧业团如何活用“屯垦”的经验让领导很为难。 与其他农业团相比，我们团有两个不足。 一是新团粮食储备不足，所在地牧羊人海洋一次聚集成千上万人，商品粮食供应不足，几乎每月断粮三四天，只用土豆和胡萝卜充饥，土豆还黑或发芽。 二是畜牧业团耕地严重不足，唯一的小片农田不能适应现代化农机的需要，处理粮食自给的唯一方法是开垦荒地。

我们到达兵团的第二年，“屯田渠犁”成为全团最重要的事业，接受了在初春指定的草场开垦小麦的任务。 被子里的拖拉机噗噗地开了起来，一尺高的牧草和芦苇深深地翻在土层下面，露出在地上的是比稻草粗的草根和芦苇根，当地牧民蹲在地上抱着头哭了。 “这么好的牧场毁了你们，犯了罪！ ”他们说这片草原从战国时代开始就是蒙族理想的牧场，清顺治5年( 1648年)朝廷将这片广阔的牧场封在乌拉特三公身上，从此乌拉特部落从呼伦贝尔草原移居到这里放牧。 我们反对牧民的反对意见，反驳说“毛主席让我们来的是另一天斗地，内蒙古草原经过我们的改造，一定会成为万亩良田”。

与我隔开水路的武装连接接受了科学实验的任务，他们必须在年均最高气温在20度以下的草原上种植水稻。 我看到武装连的女性士兵站在水田里排成一排，拿着箩筐向水田播种，打破了以前传下来的育苗插秧的水稻栽培方法。 女儿们告诉我:“把用化肥浸泡的种子播种在地里，水稻就会生长。” 我还是半信半疑。 是因地制宜，还是动机不一致，十几天后通过水田，令人吃惊的是，地里生长的不是绿油苗，而是白花硬邦的盐碱，原来水会引起地下堆积的百年盐碱，苗

我们甚至经过千辛万苦种植的小麦，秋后的产量不足30斤/亩，连种子都收不到。 曾经长满羊草、羊茅、芒草、碱草、黄花苜蓿、野豌豆、野车轴草等草本和豆科牧草的草原，因为我们的盲目耕作，不到两三年，就变成了寸草不生的沙漠。 现在的内蒙古草原沙漠化与我们当年的盲目开垦密不可分。

四、芦苇苦

我们团各连队的军营建在牧羊人的海洋周围。 牧羊人的海洋被称为海洋代表着当地人对水的渴望，但实际上是湿地，水是由黄河引导的。 牧羊人盛产芦苇，其植株茎直立，当地为宝。 秋天，青苇温和，被风吹得摇晃，草的青绿香味很浓，是羊喜欢的冬季饲料。 冬天，干燥的黄苇中含有的纤维素变硬，芦苇茎被用于造纸和人造丝的制造，被编成席子和被子，出口到日本和东南亚一带，非常受欢迎。 但是这些极其有经济价值的芦苇并不丰富当地人。 因为当时做副业是资本主义。

秋天收获碧绿的芦苇可以说是全年最痛苦最累的繁重劳动之一。 从芦苇的质量来说，越往海子深处芦苇的质量越好。 从收获的容易度来说，越往海洋深处收获的难度越大。 因为首先把踩水割下来的芦苇背在地里晾干，然后运到中队的羊舍堆起来。 当地女性不会下水打芦苇。 这是男性壮烈的劳动力工作。 因为我整天泡在海里。 劳动力比盖房子大，更困难，困难，困难。 但是在兵团中，女性因为生理条件和男性不同而没有受到特别的照顾，当时提倡男女平等，男女一样，男性做了什么，女性也做了什么？ 这就是后来很多女性得了女性病的原因。

收割绿芦苇时，我们每个人手上都有镰刀和两根绳子，其中一根用来捆扎芦苇，另一根要把绑好的芦苇绑在自己身上背对着田地。 海子里水深通常是小腿腹到腰之间，每天工作四次，每七八里水路，每人每天要完成150斤的收获任务。 一进海子我们就总是在一起。 因为身体沉重的东西有点滑倒在水里，不仅站不起来，还可能危及生命。 一开始我每天在海里滑倒。 那时你的身高在2米以上，重量在40公斤以上的芦苇像十字架一样紧紧地绑着你，很难摆脱绳子。 别人拉你后，背上的芦苇抽泥水，湿了，远远超过原来的重量，重得你几乎走不动，总是可以边拉边登陆，眼泪，汗，泥水混合，狼狈不堪，哭也没用。 后来发现背着芦苇的钥匙不能摔倒，有自来水，哪里有凹陷，哪里有泥沼，司机记得一样牢牢地记住，背着草的时候绕道，路程有点远，但不摔倒的话工作效率就会提高。

冬天割干芦苇也不像秋天那么轻松。 首先内蒙古的冬天又长又冷。 寒流和大风天气多，每天四五级风常态，六七级风并不少见。 但是，无论天气多么恶劣，兵团士兵都没有冬天的空闲时，领导认为蓝色一空闲就捣乱，比撒在草原和芦苇中工作更放心。 背着芦苇的时候，遇到风和日丽的天气，我们还很轻松，但遇到沙尘暴和白毛风，草原上沙子飞黑了，乘风背着两米多高的芦苇，像海上帆船的逆风一样走，总是后退三步，有人因此而向方向

当时，有文采的高中生们在剪芦苇的途中，经常朗读唐代诗人许泥的诗句《咸阳城东楼晚眺望》:高城万里的担心，芦苇杨柳如蒙大拿州。 溪云从一开始就想日落，山雨被风吹得满楼都是。 他们接触情景，借诗人的诗，通过芦苇“绿芜地，黄叶满林”，勾画出自己苍凉的悲伤心情。 我也顺着他们的想法感到感慨。 这苦日子什么时候结束？

五、烧窑俗气

一年半后，由于工作需要，我们都被命令调到16团砖厂。 砖厂的名字很好，实际上是全团生活条件最艰苦的团之一，第一没有淡水，全连只有一口咸井，还没有需求。 为了处理吃水问题，工厂里特别设置了驴车。 我每天在几英里外的团子部拉淡水。 我们一天除了三餐以外，每人每天只配一杯淡水。 另外，想喝水的是盐碱盐水。 这是大黄的牙齿，甚至花像玉一样的女孩。 我20多岁的时候大部分牙齿都坏了。 这和食盐的碱水有关。 在团里为了改善我们的生活条件，邀请内蒙古地质勘探队打井，结果花了半年时间也没有打井，必须继续控制淡水供给。

但是，我们不被严酷的生活条件所吓倒，在乌拉特中旗帜可以在第一大砖厂移动，劳动形式从农田耕作转变为工业生产，大家都很高兴。 那时，内蒙古的砖窑大部分是低土窑，但我们的砖窑是近20米高的青砖窑，看起来像倒了的碗，鹤立鸡群，我们称之为16团地标性建筑。 窑师傅是特意从南方高价聘请的技师，说话牛气，不可靠。 我没和他们接触过，也没在窑里见过他们怎么烧窑。 半年后，不知为什么，南方技师深夜偷偷跑，砖窑没人烧，赶紧毁了中队长。 根据当地的风俗习惯，女性不能进入砖窑和石炭窑工作，据说“女性一进入窑里窑就塌了”。 但是兵团不仅打破了这些古老的迷信思想，让我们进入砖窑劳动，还利用这个机会成立了女性窑班，六个女性三班轮流烧窑，我成为了负责人之一。

我们烧砖的步骤是点燃窑火后，用烟煤烧21天，用“窑火”煮砖，直到烧成的砖坯达到9成，在窑顶的池塘里放入数百杯水，使水慢慢渗透到高温的窑中产生化学反应，使砖变成青砖 打开炉子前发出军令状，命令我们自学烧青砖，我们六姐妹也为了真正长久的竞争，在燃烧的窑前模仿炼钢工人的打煤动作，你把我搅得炉子里添煤块，那干脆 但是科学不能掺入虚假。 窑需要技术。 我们没烧过窑。 另外，我从没见过怎么烧窑。 进入最后的重要阶段。 怎么“窑火”炖砖，也不知道很久了，所以我们必须向当地窑师傅请教。 其实南方窑和当地窑不仅窑体不同，砖、煤、点火、烧窑的工艺也完全不同。 最后我们烧的砖不是青砖也不是红砖，而是质量不好的烟熏瓷砖。 幸好砖窑还站在团部不远的地方。 否则，老乡必须指着我们的脊梁说“女性烧窑会塌窑”。

六、爆破风险

我们团的现役军人和复员转业军人都来自天津66军，知青80%来自天津，20%来自北京、上海、杭州、青岛、呼和浩特和保定(当时河北省政府所在地)。 其中，因为北京的知青差异很大，16团人把来自城区的老三次知青称为北京兵，把来自门头沟区的69次知青称为门头沟兵。 为了便于管理，66军在天津招募士兵时，带走了负责他们军事管理的68批毕业生到16团。 连学校里班级的建设都没有被打破。 兵团从原班晋升为列，从原班长晋升为小队长，其他城市的知青分别插入天津人。 我们知青以天津98中学学生为主，北京兵也有30多人。

本来，大家都来自五湖四海，“上山下乡”的命运应该带大家一起去，本来就应该互相关照，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但是，受地域文化和社会风气的影响，各城市知青之间还有很大的差异，广泛流传于社会的顺口溜“京油子、卫口子、保定府的狗腿子”是很好的解释。 一年后，我们连的多个北京兵陆续调走，我到达砖厂后，全小队留下我一个北京兵，天津小队长对我这个北京人也特别“照顾”，比如上级派遣公差，任何艰巨的任务，艰巨的任务，艰巨的危险任务

到砖厂那年冬天，团要在沙漠深处建设引黄河水的灌溉渠，组织各中队开展农田水利建设，各中队要大胆细心，选择凡事不慌不忙的知青学习爆破技术。 小时候连“二踢”都不踢的我，居然被指定为我们排队的爆破手。 修理水路时，各排工地相距100多米，爆破员每天30分钟前到达水利工地，炮击(点燃炸药)软炸1米厚的冻土，然后和其他战友一起挥舞树桩，挖冻土，打钳子

放鞭炮和放鞭炮只是一个字的差别，但结果完全不同。 爆竹的药量比爆竹的药量大得多，所以充满了危险性。 每次炮击我都很细心，害怕发生事故。 但是，事情经常和愿望不同。 我们采用的炸药是60年代初人民解放军准备解放台湾时储存的炸药，到我们采用时已经储藏了将近十年，质量多少有问题，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不合格产品。 但是在“文革”期间，军工厂停止生产，没有其他炸药源，有炸药总是更强。 最后领导决定采用这些过期的炸药，只是提请注意。 但是，这个决定对爆破手来说非常危险。 炸药不响的概率很高，所以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都害怕地爬上假人炮旁边想办法排除它。 其实我不知道爆破的知识，炮击训练时也没说排除假炮的方法，每次我只是“碰运气”，想办法再次点燃导火线。 有一次，另一个毗邻我建筑工地的男子爆破手看到我躺在水路旁敲了很久炸药也不响，就来帮忙了，但炸药还没响。 他很年轻，必须查明其原因，干脆把药包一层一层地撕开，发现导火索离黑炸药还有距离，不会爆炸。 总之，我整个冬天都战战兢兢地生活着，好像把自己的头绑在裤腰带上，从来没有轻松过。

七、抵抗养猪

终于熬到明年春天了，连里需要喂猪的女孩。 我在新提拔的斜眼女联副相中，摇身一变成为连队的养猪人，负责饲养全连30多只猪。 养猪的任务很重，天不亮就起床切猪食物，煮猪食物，扛猪食物，喂猪，一天三餐饭不掉。 空馀时间打猪草、拉屎、铺猪圈，很辛苦。 但是，比起打绿芦苇，不需要整天泡在牧羊人的海里，我很满意。 草原上的猪都是放养的，他们很灵性，只要我吆喝，不管离得多远他们都能听见。 我给每只猪起了个绰号，特别是那只叫“花”的母猪。 有一天晚上，“花”要生小猪了，我想请兽医帮忙，女性命令我生孩子。 那时我年轻无知，但也知道道理，就像生猪仔一样，母猪生小猪后，必须知道胎盘怎么解决等医疗卫生知识。 母猪遇到难产怎么办？ ……考虑后，我擅自作出决策，叫兽医接生。 第二天，女人大发雷霆，认为我违背了她的意愿，命令我向羊圈报告，是对我的惩罚。

八、牧羊人的幽默

在草原放牧是我梦想中的理想，当初我想放弃生活条件好的17团来贫困的16团，成为牧羊女。 16团位于内蒙古高原的巴盟北部，那里地势平坦，草原荒野无边无际，我喜欢在蓝天白云下自由放牧生活。 高兴的时候，举起牧羊人的鞭子放声歌唱，悲伤的时候，躺在草原上仰望天空空，那种全心全意的生活让我开心，连续几个月没有给家里写信。 但是，在草原上的生活孤独寂寞，特别是我每天一个人出来早晚，羊群到处走，见不到任何人，说话也是自言自语，随身携带的八管熊猫半导体收音机不能中文广播，小说被兵团没收了禁书，日月的 后来，我再次站在草原上唱歌的时候，只是想问自己是否还能发音，那种豪情已经消失了。 这时我才知道“惩罚”的意义，我最大的愿望是尽快回到中队，回归集体中。

几个月后的初秋，连队夺走碧绿的芦苇需要很大的劳力，我又回到了牧羊的海边。 每天浑浑噩噩地泡在海子里，但能见到人，能和战友促膝谈心，那种快乐和心情舒畅的乐趣，别人是无法理解的。

内蒙兵团撤退的前夕，我从广阔的天地回到了北京。 没有热情奔向世故，去了心灵力量淡漠的地方，我把自己最宝贵、最美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内蒙古草原。 关于了解中国青年历史的评价，舆论一直在争论，有人被称为青春无悔的岁月，也有人被定义为不堪回首的岁月。 我个人认为，作为中国2000万知识青年的一员，在历史潮流面前我们别无选择，没有退路，只能坦诚面对。 面对无助和绝望，面对生存和生活，面对困难和困难，我学到了屈辱和负重。 我学到了坚持和忍耐。 我学会了奋斗和努力。 我学到了诚实和豁达。 我学到了善良和敦厚。 我学习了关爱和负责人。 我不会像所有的知青一样，忘记自己火热的青春年华。 经历了青春的酸甜苦辣后，我们自立了。

作者简介:黄培，女，北大附属中学1968年(1)班毕业生。 从1965年9月到1969年4月在北大附学习，1969年4月加入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大学毕业后在国家统计局工作，高级统计师负责为中央和国务院领导提供统计新闻咨询服务，担任过《中国统计年鉴》编辑部主任。 我现在退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