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闻】来自失独家庭的报告：再生是另一场磨难

长篇报告文学《失独:中国家庭之痛》作者杨晓升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单刀直入地列举了一些数据: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截至2000年，中国有100万家庭失去了唯一的孩子，每年失独家庭增加了7.6万人。 每天有1班( 40~50人)的学生因意外事故早早死亡。

2001年以来，杨晓升从未停止对失独家庭的关注。 “一家三口的家庭乍一看幸福稳定，但意外的是经常潜伏着危机。 如果这个唯一的孩子突然遭遇意外，这个家族会是什么样的家族呢？ 父母将面对什么样的人生境界？ ”。

失独，挂在三口之家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最近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失独:中国家庭的痛苦》是北京6个失独家庭的故事，其中3个孩子遭遇交通事故，1个孩子得了不治之症，1个孩子煤气中毒，1个女孩被杀人犯杀害。

在采访过程中，杨晓升多次怀疑自己，结果还是受不了。 我不应该打开和接触这个话题吗？ 杨晓升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书中收录的部分是采访时对方协助的。 越来越多的采访才刚刚开始，之后的故事就没了。 看到对方放声大哭，我走投无路了。 ”。

1999年，17岁的北京女孩张謇还是高二学生。 1月19日早上和其他早上一样，张謇说和同学一起笑着骑自行车去学校。 在离家不远的拐角处，她被侧面疾驶而来的面包车撞倒，送到医院后，治疗无效死亡。 张立军和刘俊玲夫妇失去了即将进入大学的独生女。

2002年，杨晓升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采访了张立军夫妇，发现他们家还保存着女儿的专用书房，所有的用品、室内装饰都不动。 张立军对杨晓升说:“我们总是有错觉，一进屋就总觉得孩子就在眼前。 特别是她(刘俊玲)，总是认为女儿要么在眼前洗脸，要么女儿在前面看电视……。

1998年冬天，北京出奇地冷。 想看11月18日狮子座流星群的14岁女孩马旻，外出后被歹徒劫持，被杀害了。 时隔4年的2002年4月30日，杨晓升小心翼翼地给马旻的阿姨打电话采访时，对方的措辞激烈，非常快，杨晓升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和说明，就断然挂断了电话。

杨晓升握着麦克风愣了一会儿，才整理出对方的大致意思:“马旻出事后，我们全家都疯了，不吃不喝地找她，整整找了五天五夜。 最后一天，我和丈夫把马晁从土堆里挖出来时，她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我全身冰冷，这种感觉此后一直围绕着我。 我哥哥和我姐姐不要提。 你疯了还是没精神，我不想再说这件事了。 ”。

后来经过种种努力，采访最终没有完成。 但是杨晓升很理解这个。 “痛苦的心，就像受到山洪冲击，受到力量超过极限的水库一样，你害怕，慎重地保护它。 否则，一触即发可能会崩溃。 ”。

2002年5月7日，北方航空企业从北京飞往大连的飞机发生了海面事故，飞机上103名乘客全部遇难。 从公布的牺牲者年龄来看，其中一定有不少是独生子女。 同年6月16日，北京海淀区的网吧起火，造成25人死亡，遇难者大多是附近的高中学生。 这个消息一公布，多个家长[微博]就马上给学生宿舍打电话咨询，在北京的一些家长马上开车去学校确认自己孩子的安危。

只有杨晓升身边，还持续着失独的悲剧。 2008年，著名作家周大新的儿子周宁因病去世，享年29岁。 年，《北京文学》杂志社编辑周美兰的女儿意外坠楼身亡。 我12岁。

杨晓升说:“独生子女的死意味着家族的毁灭。”

空巢，谁来照顾父母的老境

文学杂志《现代》的资深编辑郭宝臣如果能呆到原本有幸福家庭的1997年3月25日，他26岁的女儿郭缨还活着。 那天，郭缨在洗澡时没有打开换气扇，死于一氧化碳中毒。

得知发生了悲剧，郭宝臣和妻子芦秀珍从精神到身体全线崩溃，被送往医院后，医生说精神高度刺激后，是压迫和痛苦交织而生的半昏睡状态。 没有比晚年失去儿子更好的了。 那一年，郭宝臣和妻子都55岁。

2002年春节，杨晓升访问时，经历过变故的郭宝臣门牙已经消失，满是皱纹，发现“活捉风前蜡烛的残年老人”，芦秀珍的身体已经半瘫痪。 郭宝臣对杨晓升说，经过两年的浑噩噩，他突然清醒了。 “女儿不见了，只有我们俩维持了生命。 我们不能倒下。 倒下了就全部结束了！ ”。

郭宝臣激励自己，辞去保姆职务，一个人振作精神买菜，照顾伴郎。 幸运的是，经济上老夫妇有养老金，暂时不用担心后顾。 但是杨晓升很担心。 如果有一天他真的老了，不方便和妻子一起动，动不了的时候，谁来支持他们的家？

意外地用一句话炫耀。 本书出版时，杨晓升得知郭宝臣和芦秀珍近年相继去世，原来幸福的三口之家从这个行星上消失了。

根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独生子女发生意外残疾、死亡，其父母不再生孩子或收养子女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必要的援助。

国家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一位干部对杨晓升真诚地说:“计划生育是一段辉煌而悲伤的历史，人口控制的巨大成果的获得，付出了千上万的管理工作者的心血，更是抛弃了千上万的家庭利益。 看到庞大数量的计划生育家庭发生的事情，我们怎么能坐视不管？ 计划生育社会保障制度一天也没有建设，我们一天都不安。 ”。

再生，那是另一种苦难

据民政部统计，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造成68712人死亡，其中有8000多个儿童死亡或残疾的独生子女家庭。 四川省女作家贺小晴在《北京文学》年第六期发表了报告文学《艰难的再生之路——汶川地震遇难者家庭的再生育纪实》，讲述了令人揪心的“再生”故事。

蒋洪友和妻子傅广俊16岁的孩子在汶川地震中遇难。 那时傅广俊已经40岁，蒋洪友42岁，再次分娩对他们来说是最后一步。 傅广俊说:“再生一个孩子似乎是另一种苦难。”

2009年3月，傅广俊第一次怀孕，但由于胎儿发育受损，只能中止怀孕。 2009年9月，她再次怀孕，为了保护胎儿卧床三个月。 第四个月做胎儿检查时，医生说:“如果半个月内接到电话证明有问题，相反一切正常。” 蒋洪友在那半个月内几乎崩溃，一听到电话声就跳了起来，但怎么也出不去。 十个月后，女儿终于顺利出生时，蒋洪友望着窗外，眼里有无限的悲伤和喜悦。

到去年5月，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区又有3500户孩子。 尽管再次分娩经历了很多辛苦，他们还是不幸中的幸运者。 因为另一半的家庭已经不能生育了。

1999年夏天，文先生只有20岁的儿子在事故中去世了。 在绝望中她试图再生孩子，但由于身体原因再也不能自然怀孕，知道了有“试管婴儿”的技术。 不富裕的文先生一家把为儿子结婚准备的钱花在了试管婴儿身上。 2002年，50岁的文倾尽一切终于怀孕了。 为了养育孩子赚钱，她怀孕三个月时蹬三轮车运货物，使她一天能挣20元。

这样继续走上新的生育道路的高龄孕妇还很多。

从医学角度来说，妇科专家尽管不提倡高龄女性怀孕，但对母子健康有不利影响。 但是杨晓升在书中说:“我们没有理由阻止很多高龄孕妇生孩子的执着。 因为只要找回孩子，就能修复她们内心深处的创伤。 只有找回孩子，她们很多人才能找回生活的自信。 ”。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李炳银在本书的书评中表示:“在人们以前就没有改变生育观念和文化道德生活习性之前，在亲情维持人们感情和精神基础的背景下，人们的劳动、生活养老等社会机制还处于真正合理健全的社会环境中，

每个人都为创造更安全的社会环境承担着越来越多的责任

杨晓升说:“其实，我在书中一直肯定和支持计划生育国策。 我提出的问题不是否定计划生育，而是探讨我们应该如何现实和科学地完善我们的政策，不要留下后患。 ”。

回顾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1980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发表了著名的“抑制我国人口增加，向共产党员全体发送共产主义者的公开信”，为“到20世纪末，将全国人口总数控制在12亿以内”，“一对夫妇” 据信，30年后，人口增加问题得到缓和，“也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 年，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确定了“一方独生子女的夫妇开始生两个孩子的政策”，即“单独两个孩子”的政策。

计划生育的功绩不可否认，使中国30年来的出生人口减少了近4亿人。 但是，随之而来的独生子女性格缺陷、性别平衡紊乱、老龄化等社会问题也不可避免。 而且“失独”大致上是其中最寂寞的结局。

20世纪80年代以前，儿童死亡的首要原因多为传染病和呼吸系统疾病。 到了90年代，根据我国0~14岁儿童意外死亡的专业调查，意外死亡已经占第一位，占总死亡数的31.3%。 2002年6月，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儿童意外伤害研究，担任中国和澳大利亚儿童意外伤害防治中心主任的丁宗一教授发表了该中心的全国性调查结果:意外伤害在儿童死亡因素中约占40%，其中第一危险因素是

有名的报告文学作家王宏甲读了这本书后，除了哀叹失去独家的不幸外，还关注了我国15岁以下儿童因意外伤害死亡的人数之多。 (这与他们是否是独生子女没有太大关系，但与我国15岁以下的孩子还缺乏足够的自我保护能力有密切的关系。 这反映了我们生存的环境有很多安全隐患。 在我国只有一个孩子的环境中，应该促使我们一个人为创造更安全的社会环境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 ”。 王宏甲说。

杨晓升认为，他所做的事，不仅关系到意外伤害的独生子女家庭，也关系到现在中国所有的独生子女家庭，乃至中华民族自己的生态现状和中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