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问答）二胎政策什么时候开放?国务院智囊团越晚开放越被动

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不足，尽快开放二胎政策对我国国情非常有利。今天下午国务院智库提出全面开放二胎，并表示二胎政策越开放越被动！

目前，社会领域存在诸多矛盾和问题，如社会政策建设和社会管理改革的滞后因素，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市场环境不完善和市场秩序混乱有关。因此，改善市场环境，规范市场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核心提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葛延峰、于东、张炳子三位专家在《中国经济时报》发表文章《完善社会政策需要解决的关键体制机制问题》，提出尽快调整完善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注册人口超低水平不到1。建议尽快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全面放开二胎。否则越往后，越被动。

在改进社会政策方面需要解决的关键体制和体制问题

目前，社会政策在决策和执行方面面临许多挑战。完善社会政策，要着力解决一些关键的制度和制度问题，特别是完善运行机制，抓好关键领域的技术选择和管理。当前，要调整和完善各级政府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领域的职责，改进公共投入和管理方式，确保公众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的利益，深化公共部门特别是公共机构改革，动员民间和社会力量参与社会领域的改革和发展，加快影响长远发展的特殊领域政策调整， 进一步推进公平市场环境建设，加强对各领域改革试点的宏观指导，优化评估机制。

社会政策建设和制度完善不仅要明确各个领域和具体制度的改革发展方向，还要推进相关领域的制度改革，完善运行机制，特别是要重视关键领域的技术选择和管理，全面提高服务和管理的质量和效率。考虑到国际经验以及中国社会政策领域决策和执行方面的挑战，我们认为以下问题值得关注。

调整和改善各级政府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领域的责任。

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是政府的责任。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们国家有五级政府。多年来，政府之间不尽如人意的责任关系对社会建设产生了很大影响，必须加快改革。核心问题是调整和完善各级政府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方面的决策、投入、实施和监督责任。

第一，强化中央政府的决策和规划责任。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领域，要坚持均等化和制度一致性。因此，需要进一步强化中央政府的统筹责任。由于地区之间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地方政府在具体政策上可以给予一定的空，但总的方向必须是一致的。

第二，进一步明确实施责任。根据不同类型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特点，应该明确哪些由高层政府实施，哪些由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实施，哪些由各级政府共同实施。从实际情况来看，大多数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责任的落实必须主要依靠地方政府，尤其是县市政府。

第三，根据实施责任，明确输入责任。鉴于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大量服务和管理需要在当地实施，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成本分担机制，加强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对地方政府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实现财政资源均等化。在近年改革实践的基础上，义务教育等领域可以进一步探索支出项目分担的方式。

第四，强化高层政府对地方社会建设的监督责任。目标和考核标准由中央政府制定，具体监督考核的实施主要依靠省级政府。同时，充分发挥客户和公众的监督作用。

完善公共投入和管理方式，明确产品属性和成本分担机制，确保公众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的利益。

一是进一步明确公共服务的范围和标准，把握好度，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规范化。标准化建设不仅要定最低标准，还要定最高标准，这是实现服务均等化的基础。考虑到地区之间的实际差异，可以留出一定的空空间，但不能太大；在区域内，应尽可能对各种服务采用相同的标准。

二是改革投入方式，改善管理，提高公共投入绩效。不仅要稳步增加投资，还要通过制度建设提高公共投资效率，确保公共投资真正转化为公益。要扭转日常经营中重基建轻投资的倾向，建立公共投资与相关服务价格调整的联动机制。同时，进一步加强对公共资金使用的监管，规范资金流程，促进公开透明，加强绩效评估；在具体管理方面，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手段，提高管理水平。目前，应努力解决不同领域和地区之间的信息建设分割问题，实现信息共享。

第三，进一步明确产品属性和成本分担机制。要充分利用国际经验，结合财力和不同类型服务的特点，采取免费定价、低于成本定价或按成本收费。对于涉及大多数人的最基本的服务，最好采用免费或个人分担(控制浪费)。对于需要个人和家庭共享的服务，应充分考虑个人的支付能力，同时制定相应的减免或补贴政策，避免反向转移支付，保障中低收入群体的利益。

深化公共部门特别是公共机构改革，提高服务绩效。

公共部门，尤其是事业单位，是政府公共服务的承担者。同时，它也必然有自己特定的利益。因此，要全面总结相关领域的经验教训，加快改革，提高服务质量和绩效。

一是进一步加强分类改革和管理。事业单位服务领域多、类型复杂、差异大，不可能采取统一的组织管理模式。最近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了事业单位分类组织管理的改革思路，方向非常正确。但在运营过程中，仍需考虑教育、文化、卫生等不同领域的差异，以及同一领域不同类型服务的差异，结合国际经验，进一步细化事业单位分类，选择差异化管理方式。

第二，进一步完善激励约束机制。一方面，完善评价机制，评价的核心是公共服务质量和国民福利的提高。在此基础上，员工薪酬福利等激励措施应更多地与评价结果挂钩。另一方面，要加强约束。目前，最重要的是扭转鼓励事业单位创收、自行控制收入、员工收入与服务收入挂钩的做法。在加强政府投入和调整相关补偿机制的同时，要严格控制公共部门的资产处置和盈余分配。

【/s2/】以制度建设为基础，积极稳妥地动员民间和社会力量参与社会领域的改革和发展。

除了积极培育社会管理领域的社会组织，还应积极稳妥地动员民间和社会力量参与提供公共服务。就中国而言，民间和社会力量参与社会事业发展的潜力很大，可以成为公共服务提供的有益补充。

第一，积极鼓励民间和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的提供。在公共服务的许多领域，民间资本和社会资本都有参与的意愿和能力，应积极鼓励民间资本和社会资本参与，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化服务模式，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促进民间和社会力量与公共机构的互补和相互促进。同时，还必须考虑不同公共服务领域的内在规律，合理确定民间和社会力量参与的方式和程度。

第二，明确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组织，采取差异化管理方式。从国际经验来看，人和社会力量参与社会事业发展的目标和方式不同，在管理上必须实施不同的政策。对于营利性机构，要按企业模式管理，按规定纳税。对于非营利组织，要坚持激励与约束并重的原则。一方面要按照公益性原则，在税收、土地、委托服务等方面给予支持；另一方面，要依法控制非营利组织资产的处置和剩余分配。此外，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民间和社会力量参与社会事业发展的局限性。从国际经验来看，民间和社会力量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占据主导地位是没有先例的。

加快影响长期发展的特殊领域的政策调整。

一是尽快调整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30年来，为了应对过度的人口压力，中国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迅速下降。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我国的生育水平远低于官方公布的1.8水平。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注册人口超低水平不到1。各种数据和信息显示，我国的生育水平明显低于2.1的更替水平。同时，根据国际经验，城市化、工业化和高等教育水平将进一步加剧这一趋势。人口红利加速消失，老龄化加速，未来可能出现劳动力短缺，将成为新的重大挑战。针对这一现实，建议尽快调整计划生育政策，考虑彻底放开二胎。否则越往后，越被动。

二是全面推进户籍相关公共服务体系改革。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城市化和人口流动性将保持强劲。为了避免城市二元结构的固化，加快户籍相关公共服务体系的改革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在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等诸多领域进行了许多改革和探索，取得了许多好的经验。但总的来说，问题依然突出，要加快改革。一是从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特别是非义务教育、医疗卫生服务、社会保障、经济适用住房等重点问题入手，尽快研究出台相关改革方案；第二，要充分考虑特大城市、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差异，从中小城市入手，加快改革；第三，要同时推进相关制度改革，如在财政转移支付中考虑人口流动因素，理顺利益关系，提高地方政府特别是流入地政府为流动人口提供平等服务的积极性。在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规划中，应更多考虑城市化和人口流动带来的需求变化。

进一步推进公平市场环境建设。

目前，社会领域存在诸多矛盾和问题，如社会政策建设和社会管理改革的滞后因素，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市场环境不完善和市场秩序混乱有关。因此，改善市场环境，规范市场秩序具有重要意义。“十二五”期间，要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打击权钱交易、打假等非法活动。，并消除各种形式的垄断和不正当竞争，使平等投入的要素能够获得平等的利益。同时，在收入分配上，要鼓励努力致富，遏制各种投机行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鼓励创新。

加强对各领域改革试点的宏观指导，优化考核机制。[/s2/]

第一，加强对地方改革试点的宏观指导。社会领域的建设和相关改革需要充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特别是鼓励地方试点。但是，必须强调的是，社会领域的建构有其内在的规律。同时，地方利益并不总是与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相一致和统一的。因此，加强顶层设计对指导地方试点具有重要意义。鉴于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和许多问题的交织性，建议考虑在最高一级建立一个实质性的综合规划和指导机构。

第二，推进综合改革实验。由于社会领域的许多问题交织在一起，以单一突破的方式推进改革有很大的局限性。建议“十二五”期间，在东、中、西部地区选择一批省级行政区域，开展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等相关制度改革的综合试验。此外，相关改革实验应完善试错机制。飞行员可能成功、失败或有问题。试点发现的问题也很有价值，及时纠正和改进，可以使改革更加顺利。

三是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干部考核机制，改变当前国内生产总值考核优先的倾向，加强对地方社会发展水平特别是社会领域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的考核，提高各级政府和地方领导干部对社会领域建设和改革的积极性，增强服务和管理能力。